Page 179 - 《周恩来选集》（上卷）

关于党的“六大”的研究 167

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一致。他积极主张摧毁封建势力。他是农

村出身的知识分子，与军队有些关系。在武汉时，若以邓演达
为中心，不以汪精卫为中心，会更好些，而当时我们不重视他。
大革命失败，他很苦闷，同俄国顾问一起走了，后来回国组织

了第三党。虽然他在思想上是反对我们的，应该批评斗争，但
在策略上应该同他联合。这人的人格很高尚，对蒋介石始终
不低头。在“九一八”以后，蒋介石把他杀了。
在阶级关系的分析上，过去我们的缺点，一是公式化，一

是定型化。所谓公式化，是教条地搬用俄国一九○五年反对
沙皇和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的公式到中国来，对中国的资产
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正确地认识，不能分析统治阶

级内部的矛盾，把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看成与西欧资本主义国
家的小资产阶级一样。所谓定型化，是把人定死了，不懂得人
是会变的。蒋介石代表过民族资产阶级讲话，但不能把蒋介

石的叛变看成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。对汪精卫也一样。
看不到中国的阶级关系的复杂与变化，这是错误的。第三党
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。一九三○年邓演达回国后，曾找我们

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，可是我们没有理睬他，这是不对的。
至于大革命失败后，是否还可以用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
旗帜问题，我也讲一下。假如邓演达没有走，仍与他合作，是
还可以用国民党旗帜的。但在南昌起义之后，只有共产党是

革命的，国民党叛变了，这时再用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帜，
就会使群众的认识发生混乱。对三民主义不革命的方面应该

批驳，对三民主义革命的方面应该保留下来，而我们当时却是
对它全部否定了，没有给以历史的科学的分析。